上周有朋友问我【辽史】辽主正月钩牛鱼设头鱼宴，靠谱吗的问题，我忙起来一直忘了回他，今天我就分享一下关于搂勾是什么意思的相关知识，希望能帮助我这位朋友，并且帮助想找到答案的你。

冰下钩鱼的利器 搂钩

武珪说的辽主正月钩牛鱼设头鱼宴靠谱吗？

先看他的说法：

“魚之將至伺者以告遼主，即遂於斵透眼中用繩鈎擲之，無不中者，既中，遂縱繩令去，久魚倦即曳繩出之，謂之得頭魚。頭魚既得遂相與出氷帳於别帳作樂上壽。”(1)

武珪说正月辽主在帐篷里钩上来的那条牛鱼“謂之得頭魚”，“ 頭魚既得遂相與出氷帳於别帳作樂上壽”。辽主先钩得这条牛鱼，与太后出这个钩得牛鱼的毡帐，再到别的毡帐开宴会“作樂上壽”。这就是武珪描述的“头鱼宴”。

“头鱼宴” 有几处见诸《辽史》：

“天庆二年(1112年)二月丁酉，幸混同江钓鱼，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，以故事皆来朝。适遇“头鱼宴”，酒半酣，上临轩，命诸酋次第起舞。独阿骨打辞以不能，谕之再三，终不从。他日，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：“前日之燕，阿骨打意气雄豪，顾视不常，可以边事诛之。否则，必贻后患。”奉先曰：“粗人不知礼义，无大过而杀之，恐伤向化之心。假有异志，又何能为？”(2)

《辽史. 萧奉先传 》也记录了同一件事：

“萧奉先，天祚元妃之兄也。外宽内忌。因元妃为上眷倚，累官枢密使，封兰陵郡王。 “天庆二年，上幸混同江钓鱼。故事，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皆朝行在。适头鱼宴，上使诸酋次第歌舞为乐，至阿骨打，但端立直视，辞以不能。”（3）

此外《辽史.国语解》还有个名词解释“头鱼宴”。

《辽史，国语解》是顺序解读《辽史》名词的。前九位辽主都没有提到”钩鱼”和”头鱼宴”。直到“天祚纪”词条第二条，才出现头鱼宴和钩鱼。顺序看《辽史.国语解》，上岁钩鱼设头鱼宴，是 “天祚”年间才发生的新生事物。

先看《辽史. 国语解》的说法：

“头鱼宴, 上岁时钩鱼，得头鱼，辄置酒张宴，与头鹅宴同。”（4）

“上岁”:就是丰年。 典出司马迁“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。風從南方來，大旱；西南，小旱；西方，有兵；西北，戎菽為，小雨，趣兵；北方，為中歲；東北，為上歲；東方，大水；東南，民有疾疫，歲惡。故八風各與其衝對，課多者為勝。”（5）

正月初一称“元旦”，已有五千余年历史。《荆楚岁时节》称其“三元之日”,“元”是开端,三元指“岁之元 月之元 时之元”。

“正月旦”即阴历大年初一。司马迁说 古人春节那天起早观察风向，看八面来风，以风向预测年景。风来東北，為上歲…就预示着好年头。这风俗在我们知青时代还有。

记得1969年底，上级“号召”知青“过革命化春节”，与贫下中农在一起吃住，不回家过年。那是我下乡的第二个年头。青年点十个男女虽然都想家，但都没敢回家过年。队长说知青建房费“还没下来”，我们六个男知青从六八年秋就跟饲养员李大爷一起，挤住在小北沟儿生产队饲养院边上的队部里。

初一那天早上九点多钟，刚吃了饺子，坐炕上隔着窗户下半扇中间没糊窗户纸 仅有的两块透明玻璃，看见回家吃饭的李大爷从坡下上来了。但他没进屋，而是端着烟袋锅儿，立房山头眯缝眼儿看天。就出去向他老人家请教看啥？他说看“年成”。

那年我十七岁，对于啥叫“年成”还稀里糊涂。但感觉神秘，就认真地请教“年成”咋看？他老人家说，看天上有没有云彩，看云彩位置和形状，还看风向边说边比划，还讲了一大套理论，玄妙神奇，感觉不像“四旧”。

李大爷讲的虽与司马迁讲的差别挺大，但从此记住了老辈子还有这套讲究。也记住了“一鸡二鸭猫三狗四猪五羊六人七马八九果十菜......”这套正月初一到初十的天象，对应预示家禽人畜蔬菜水果年成好坏的顺口溜。

大年初一占岁，《辽史》也有记录：

“國語謂正旦為「迺捏咿唲」。「迺」，正也；「捏咿唲」，旦也。凡正月之日，一雞、二狗、三豕、四羊、五馬、六牛，七日為人。其占，晴為祥，陰為災......”（6）

裴骃《史记集解》解读“上岁”引用了韦昭说法，说“上岁”就是"岁大穰"，亦即大丰年。裴骃就是写《三国志解》的裴松之儿子，加上孙辈裴子野，被称“史学三裴”。他家祖孙三代解读历史，颇有声誉。

《辽史.国语解》解读“头鱼宴”文字甚寡，只说“上岁时钩鱼，得头鱼，辄置酒张宴，与头鹅宴同。”

那就该是大丰收年钩鱼，钩到了头鱼，就开席庆贺。头鱼宴是庆丰年的一种活动。 但程大昌《演繁露》则说“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其得否為嵗占好恶”…“因以卜岁也”。（7）

《演繁露》成书南宋。《辽史》是元人写的。《辽史.国语解》更在《辽史》之后。《辽史.国语解》的“上岁时钩鱼，得头鱼，辄置酒张宴，与头鹅宴同。”显然没有《演繁露》”因以卜嵗”的意思。

按《演繁露》 “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其得否為嵗占好恶” 的说法， “上岁钩鱼” 是种占卜活动，用来预测年头好坏，用是否得到头鱼来预测年头的丰歉，而不是庆丰年的。就是说开不开“头鱼宴”取决于能否得到头鱼---即武珪所谓钩到牛鱼。

若按照 “钩牛鱼”开“头鱼宴”的说法，“钩”到牛鱼预示年成好，开“头鱼宴”。那么钩不到牛鱼，预示年成不好。有押宝的意思。但钩到牛鱼的偶然性很大。而得不到牛鱼，预示年头不好，不能庆祝，头鱼宴也就开不成了。

天祚年间“五国部来贡”频繁，但头鱼宴不是年年都有---因为不一定哪一天能捕捉到牛鱼，所以阿骨打他们才“适遇”。

天庆“二年（1112年）春正月己未朔，如鸭子河。丁丑，五国部来贡。二月丁酉，如春州，幸混同江钓鱼，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，以故事皆来朝。适遇头鱼宴。”（2）

“适遇”即偶然巧遇。“以故事皆来朝”即依照惯例来朝拜。而这次“适遇”就碰巧赶上了头鱼宴。

既然这样，头鱼宴怎么能“与头鹅宴同”呢？头鹅宴是例行活动，几乎年年都有:

遼國盡有大漠，浸包長城之境，因宜爲治。秋冬違寒，春夏避暑，隨水草就畋漁，歲以爲常。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巴納。

春巴納

曰鴨子河濼。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，約六十日方至。天鵝未至。卓帳氷上鑿氷取魚。氷泮乃縱鷹鶻捕鵝鴈。晨出暮歸，從事弋獵。鴨子河濼，東西二十里，南北三十里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，四面皆沙堝，多榆栁杏林。皇帝毎至，侍御皆服墨緑色衣，各備連鎚一柄，鷹食一器，刺鵝錐一枚，於濼周圍相去各五七步排立。皇帝冠巾，衣時服，繋玉束帶，於上風望之。有鵝之處舉旗，探騎馳報。遠泊鳴鼓，鵝驚騰起，左右圍騎皆舉幟麾之，五坊擎進海東青鶻，拜授皇帝。放之。鶻擒鵝墜，勢力不加，排立近者舉錐刺鵝，取腦以飼鶻，救鶻人例賞銀絹。皇帝得頭鵝，薦廟。羣臣各獻酒果，舉樂。更相酬酢，致賀語，皆挿鵝毛于首以爲樂。賜從人酒，遍散其毛。弋獵網釣春盡乃還。(8)

开春猎捕鹅雁是辽人四时捺钵例行内容之一， 曾在多地进行。 “都县西有延芳淀，大数顷，中饶荷芰，水鸟群集其中。辽时，每季春必来弋猎，打鼓惊天鹅飞起，纵海东青擒之，得一头鹅，左右皆呼万岁。”（9）

"延芳淀方数百里，春时鹅鹜所聚，夏秋多菱芡。国主春猎，卫士皆衣墨绿，各持连锤、鹰食、刺鹅锥，列水次，相去五七步。上风击鼓，惊鹅稍离水面。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。鹅坠，恐鹘力不胜，在列者以佩锥刺鹅，急取其脑饲鹘。得头鹅者，例赏银绢......"（10）

《辽史》屡见的延芳淀即今京东延芳淀湿地。辽时涵盖漷县、廊坊边缘，采育、马驹桥、大羊坊(大羊坊原名"羊坊店"与"延芳淀"谐音)、台湖镇......方圆百里，水草丰沛，春秋两季北上南迁候鸟栖息地，鹅、雁、野鸭甚多。

辽代设漷阴县，后改漷县，即今通州漷县镇。紧临北运河，漕运必经之地。有时北上漕船集中到达，通惠河一时不畅，大批漕船就暂泊延芳淀，商贾云集，甚是兴旺。漷县柳林还建有元顺帝行宫。

明朝迁都北京后，大批山西洪洞老槐树移民移居这一带。人口剧增，耕地不足，排湖为田，改渔猎为耕种，延芳淀被逐渐蚕食，大片水面消失。

2015年北京政府规划恢复延芳淀，湿地主体依旧在漷县镇，恰是北运河"九曲十八弯"下游河段。延芳淀与广平淀土河湿地等，都是太平二年（1022年）辽圣宗纪耶律隆绪将捺钵向东北转移之前，辽在华北平原辽河流域的渔猎基地。

每年春捺钵，辽主帅众到延芳淀，广平淀或鸭子河泊，放飞海东青，擒捉鹅雁，祭祀，摆宴活动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《宋会要》等均有记载，文字略同。

《辽史》本纪记载较早的头鹅宴是辽穆宗应历十八年(968年)“三月甲申朔，如潢河。乙酉，获驾鹅，祭天地。造大酒器，刻为鹿文，名曰‘鹿瓶’，贮酒以祭天。”

“(五月)壬辰，获鹅于述古水，野饮终夜。”

潢河即今内蒙古西辽河上游乌力吉木仁河和新开河。

得头鹅颇不容易，得到头鹅的都有厚赏。道宗大康元年(1075年)“正月乙未，如混同江。”“(二月)乙酉，驻跸大鱼泺。丁亥，以获鹅，加鹰坊使耶律杨六为工部尚书。”五年“三月辛未，以宰相仁杰获头鹅，加侍中”。

“一鹅先得金百两” （见“契丹风土歌”）。

得头鹅者受如此重赏，可见头鹅的不易得。头鹅尽管不易得，但总能得到。所以头鹅宴年年开，因而被写入“契丹风土歌”和《辽史. 营卫制》。

《辽史》对头鹅宴的记载如此之多，浓笔重彩，说明它确实是契丹人名宴。反观“头鱼宴”则除了天祚年间一次“适遇头鱼宴” 和《辽史.国语解》对此的解读 ，还有《契丹国志》也说到了头鱼宴：

“天庆二年春，帝如混同江钓鱼。界外生女直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防。适遇头鱼酒筵，别具宴劳。酒半酣，帝临轩，使诸部长次第歌舞为乐。次至阿固达端立直视，辞以不能......”

“阿固达防钓鱼而归，疑帝知其意即欲称兵......”（11）

恰恰《辽史 国语解》和《钦定重订契丹国志》受到质疑颇多，

最早批评《钦定辽史语解》日本学者白鸟库吉，大正初年发表《东胡民族考》“契丹篇”中直言此书“极尽杜撰之能事,可信者很少”。 (12)

1933年冯家昇先生在《辽史初校序》(13)中也全盘否定了《钦定辽史语解》的学术价值。

《辽史 》记载天庆二年头鱼宴是阴历二月举行，而武珪说在正月。头鱼宴时间不定，所以来朝酋长们才“适遇头鱼宴”。因而有理由说：头鱼宴并非“依旧制”，也不是辽国例行定制。因此它不像头鹅宴被列入辽人四时捺钵，写入辽史营卫制度，记入辽主本纪 礼仪，游幸表。

头鱼宴起于何时不详，时间不定，地点不定，用什么鱼也不一定。关键是无论什么记录都没说到头鱼宴 “钩牛鱼”，只有武珪一个人说 头鱼宴的“头鱼”用的是钩的牛鱼。

钩牛鱼跟头鱼宴有关系是武珪说的，被程大昌录入《演繁露》才被后人传述的。可是程大昌虽然转录了武珪说法，《演繁露》又偏偏不说头鱼宴 仅仅标题“契丹于逹鲁河钩鱼”，然后另写一则“牛鱼”加以说明，还一连用了三个钓鱼，可见他也感觉武珪说的钩牛鱼设头鱼宴不靠谱。

程大昌转录武珪“钩牛鱼”设“头鱼宴”的说法，难免令人疑问：既然钩牛鱼是“因以卜嵗也”用来占卜年景的，为什么不年年钩？为什么头鱼宴有正月的，还有二月的？ 为什么不写入制度？ 武珪“在遼十餘年，以善歌 帳下，故能習遼事詳悉”为什么仅记道宗清宁四年正月钩牛鱼设头鱼宴一次，而且还不知道钩牛鱼是“因以卜嵗”却说效仿宋人“赏花钓鱼”? 矛盾如此之多，难免令人生疑。

所以《中国通史》讲到头鱼宴时，只说“ 辽朝历代皇帝经常在达鲁河 或 鸭子河（混同江 ）的春捺钵钩鱼。捕获头条鱼设宴庆祝，称‘头鱼宴’”（14）而不转述钩牛鱼设头鱼宴。

契丹人到“达鲁河 或 鸭子河（混同江）春捺钵”起始于辽第六代皇帝圣宗耶律隆绪太平二年（1022年），而不是《中国通史》说的“辽朝历代皇帝”。见于《辽史》的头鱼宴也只有天庆二年二月一次。

近些年东北多地有冬捕竞拍“头鱼”的新闻，也有了不同明目的“头鱼宴”。但无论历史还是后来所谓传承， 模仿的头鱼宴，跟牛鱼都没有关系。

始于武珪《燕北杂録》，又被程大昌《演繁露》转录并被好多人抄录，引用的“正月逹鲁河钩牛鱼设头鱼宴”说法，目前仅见武珪《燕北杂录》一例，颇值商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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